让历史讲那过去的事情 - 散文欣赏

向历史学习绝不只是一个单行线的进程。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历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于过去以及对于现在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历史是什么》

一、富神山下的奇迹
假如我这样提问，你能否正确回答：
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坐落在哪个省、市、自治区的哪个城市？
全国最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世界稀土之王”之美誉，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矿山，建设在中华大地的什么地方？
呵呵，遇到了如此问题，如果你真正了解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史，不论是否曾经在内蒙古高原工作过或生活过，也不论你是不是真正的内蒙古人，相信你都会这样回答：
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钢铁公司(集团)，是我国西北地区最为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上的白云鄂博矿区，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不但拥有“世界稀土之王”之称，也是我国境内最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
好，说得不错，的确如此：
美丽而又神奇的白云鄂博，犹如祖国大地的一块瑰宝，镶嵌在美丽富饶的内蒙古大草原上，绚丽多彩，日新月异，不仅是两千四百多万内蒙古人民的巨大财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那么，白云鄂博的大铁矿是谁发现的？
谁是发现了白云鄂博稀土元素的第一人？
还有，包头钢铁公司的奠基者是谁？
谁又是托起了草原钢城的功臣？
假若我再这样提问，恐怕不是有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谁都要搔搔头皮，费上一番心思。
查阅《中国矿床发现史——内蒙古卷》，人们就会发现：
举世闻名的白云鄂博超特大型铁矿的矿床，是我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最早发现的；而后来那些被国际科学界称之为无价之宝的，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决定了它们具有极为广泛的用途”的稀土元素，就是我国的地质学家何作霖先生，从丁道衡先生在白云鄂博采集到的矿石标本中筛选出来的。
若是寻根问源，还有奥秘，你也许不知道：
草原上的稀土之都，之所以被人们称为白云鄂博，就是因为何作霖先生把他发现的稀土类新矿物，定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此后遐迩闻名的白云鄂博，才得如此美名。
后来，到了1944年的初夏，台湾籍的地质工作者黄春江，沿着丁道衡的足迹，深入到了白云鄂博矿区踏勘，之后继续探索，总有新的发现：他不仅在主矿以东的1.5公里处发现了白云东矿，又在主矿以西的5公里处，发现了白云西矿群……
自此，乌兰察布大草原的腹地，完整的一座白云鄂博大铁矿，便揭开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开发矿业，搞好钢铁工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众多的地质勘探人员，从全国各地奉调而来，在内蒙古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基石，终于把一座远景辉煌的钢铁之城，从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大草原上托了起来……
因此，“先有白云鄂博，以后才有包钢”，或是“没有地质勘探队员的奉献就没有包钢的今天”，或者是“没有白云鄂博的稀土矿藏就没有包头钢铁(集团)公司日后的辉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史实，可查可证，毋庸置疑：
高原上的地质勘探队员，就是草原钢城的奠基人。
在这里，为了维护上述说法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让时光倒流，而让白云鄂博的历史讲述过去的事情……

民国十六年的夏天，时年29岁的贵州织金县人，曾经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青年学子丁道衡，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那个由外国人牵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和那个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探险家一起，进入到了乌兰察布大草原，调查此地的矿产资源。当时，内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国土，还囊括在绥远省的版图之中。
那个时候，不论是当时的《世界地图》，还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地图》，上面全都没有呼和浩特的标注；口里口外的人们，还在沿袭老祖宗们流传下来的叫法，总是以“归化”或是“归绥”来称呼大青山脚下的那座如今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的青城。
那个时候的白云鄂博，虽然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实际上却是荒山野岭中的一座山峰，上面有个敖包，是当地人祭天许愿的大石堆，孤零零的，飘着经幡，黝黑而又神秘。山下是盗匪和野狼们的天下，杂草丛生，满目凄凉，不是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的时节，很难见到草原上的牧人和那些游牧的畜群。
据史料记载：早在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为之“点石成金”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白云鄂博坐落在何处。那时候，在乌兰察布盟的属地上，接近白云鄂博的这方水土，似乎只有达茂旗的百灵庙，才是当地较为有名的地方。而对于那座“富饶的神山”，当地人则总是沿袭当地的蒙古人或远来的东洋人的习惯叫法，称之为“白云博格都”，或者“白云布拉格”。
依据史料的记载：
丁道衡先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具体时间，正值中华民国十六年的酷夏时节，也就是公元1927年的7月上中旬。
那个季节，高原上的太阳毒辣辣的无比炎热，据说只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把放在戈壁上沙窝子里的生鸡蛋给烤熟。
公元1927年的夏天，神州大地，很不平静。其实不仅仅1927年夏季的中国很难平静，其他季节，也很血腥。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一年的春夏秋冬，不论哪一个季节，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流血，都在苦斗，不论哪一件事，只要涉及到了国共两党的党派斗争，涉及到了“革命”和“反革命”，几乎没有例外，全都可以称之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曾经震惊世界：
那一年的4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之后在北京慷慨就义；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后，到了5月21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还是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后来，历史的脚步走到了8月1日这天，伟大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自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再后来，到了8月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在“八七会议”上得以确认；随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就在9月9日这天爆发……
那些血染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全都发生在中国的南方。
白色恐怖之中，红土地上的腥风血雨，牵住了整个世界的目光，足以使国人胆颤，“友邦”发怔，寰宇震惊。
也算生不逢时。在那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深藏在白云鄂博山下的铁矿，只因它不是军火不是金钱不是政权，因而不论其品位多高，储量多少，潜在价值有多大，都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因此，丁道衡用心血绘出的那份题目为《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的地质报告，虽然用了整整6页记录纸，完全使用中文说明，详细地记下了白云鄂博铁矿的具体情况，并且附有一幅1：30000铁矿图，详细说明“如能对白云鄂博铁矿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她必将成为发展工业的主要矿源，并将促使中国的西北地区发达起来”……但是，只因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残酷无情，反共的“国民政府”正在急着剿共以维护独裁政权，曾经被国外的地质同行们十分看好的重大发现，很快就被国内的战火淹没了……
国难当头，报国无门，幻想实业救国的丁道衡，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份《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仰天长叹，心灰意冷。

日月轮回，时光流逝，万物更新，大地春归。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得解放。
丁道衡和白云鄂博大铁矿，终于有了希望，隐约可见天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在草原上宣告成立。之后，草原上的太阳，每天都在刷新，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内蒙古高原上的自治区人民政府，1947年在兴安盟的乌兰浩特成立。短短的两年时间过后，在那个火红的10月，当《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在天安门广场奏响的时刻，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比鲜艳，像是燎原之神火，很快就映红了神州。
灾难深重的炎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很快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目的就是要发展民族工业，富民强国。
于是丁道衡的眼前亮了，心头上更多理想。他期盼着白云鄂博的春天早日到来，又把《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摆上了案头，没日没夜地工作，仔细推敲，不断润色。
那个时候，丁道衡虽然已经超越了“不惑”而“知天命”，外貌形似老头儿，可沸腾在他胸腔里的热血，却会让他青春焕发，不肯服老；尤其是想到了白云鄂博的大铁矿，还在草原的下面沉睡，总是让他躁动不安，止不住地摩拳擦掌，玩命似地工作。
白云鄂博的机会，终于在丁道衡的期盼中到来：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加快，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逐步拉开，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实施，丁道衡极为关注的地质勘探工作，已经被提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地位；那份《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很快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于是很快，国家就专门为白云鄂博的铁矿矿藏，组建了241地质队。那些从全国各地奉调而来的人们，匆匆而至，十万火急，踏上了西北高原的草地，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扎扎实实地开始了地质矿产的勘查工作，忙碌起来，几乎没有时间观念。
241地质队那些任劳任怨的勘探队员，不都是地质探矿专业的技术人才，大部分是人民军队的转业干部。他们脱下了军装，分期分批地踏上乌兰察布大草原，风餐露宿，边学边干，荒原上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并没有吓倒这些最可爱的人。
我曾经查阅过相关资料，了解一些“机密”：
早在1950年的5月18日那天，当包括地质、测量、报务、医务等工种在内的第一批技术人员开进草原、进驻矿区的时候，那支队伍打出来的旗号，还不是地质部241地质大队的编制；他们统领的人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20多个人。
当时，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接待人员，曾经见过他们出示的公函。公函上面，那些方框汉字所标注出来的单位名称，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北京地质调查所白云鄂博铁矿调查队”。
那个时候，新中国还没有组建国家地质部。
——“地质部241地质勘探大队”的名号，是在公元1952年的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之后，才名正言顺地归属第一批踏上内蒙古高原的地质队员。
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举。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草原上的地质勘探生活，更是艰苦。
我曾经拜读过时任地质部241地质勘探大队主要技术负责人严坤元的作品。这位功勋卓著的地质先行者，江苏武进人，1934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地质系，毕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常年奋战在野外生产第一线，如今已经作古，常常被人怀念。
严坤元不仅是功勋单位241地质队的创建者，也是白云鄂博这座城市排名第一的市民，更是包头钢铁公司的奠基人。在他的遗作《白云鄂博矿床地质普查勘探的回顾》之中，这样写道：
矿区比较寒冷，必须用老山羊皮做衣裤，方能御寒；
帐篷用不得，必须用厚羊毛做蒙古包……
初到草原时，许多的同志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不适应。生活条件很差，饮水是一个大问题。开始一段时间，用水全靠一眼现掏的老井，水质混浊，难以入口。蒙古包门框低矮，人们进进出出经常碰后脑勺。包内空气不易流通，许多同志感到睡眠不好。吃饭是在露天地里，大家蹲着吃，遇上刮阵风，饭菜碗里就落下一层砂土，吃顿饭很不安稳……
高原气候，早晨和晚上气温变幅很大，早出晚归，必须带皮衣。遇上大风，工作人员必须戴上风镜和口罩才能工作……
这里的夏天，经常在下午降雷雨或阵雨。队员们在野外发现有“积雨云”，就必须迅速返回驻地，因为雨水来势凶猛，有时还夹杂着冰雹，人们没有躲避的地方，十分危险。每次下雹后，被打死的小鸟随地可见……
在那个年代，和白云鄂博铁矿调查队的地质勘探队员过不去的，其实不仅仅是肆虐在荒原上的风沙和雷雨冰雹。
在这里，除去自然条件无比严酷之外，交通不便，物资短缺，技术力量不足，民族风俗难于沟通……等等，等等，诸多的想到的或是想不到的难题，随时都会影响严坤元们的地质勘查工作。
何况，草原上的盗匪很是猖狂，让人防不胜防；成群结队的野狼，更是祸害，随时都会伤人；还有，草原上那四处横飞的蚊虫，其实也是大害，到了夏秋季节，尽管人们严加防范，扎紧了衣袖，扎紧了裤腿，却也挡不住虫害的“亲吻”，凡是外出踏勘的地质队员，无一幸免，每个人身上都是皮肤红肿，“伤痕”累累，刺痒难耐，惨不忍睹。
后来，为了安全起见，防范匪患，确保地质勘探工作正常进展，严坤元们不得不向驻地解放军求助，特意从内蒙古骑兵第四师请来了一个骑兵连，还有汉族军人居多的步兵排，以维护勘探区的治安。
“大军”压境，吓跑了两条腿的土匪，效果非常明显，矿区周围打冷枪的少了，却震不住草原上那四条腿的野狼，因为那些畜生，难通人性，本来就是草原上几乎没有天敌的霸王，横行惯了，根本不知道解放大军的厉害，因此尽管有骑兵护驾，步兵保安，也根本震慑不住它们，照样和地质勘探队员们过不去。
有一次，我们的地质队员正在蒙古包里开会，草原狼那毛茸茸脑袋，突然从外面探了进来，东张西望的，像是列席会议，轰都轰不走；还有一次，人们在野外测量的时候，一不小心，有人竟然把三角架放在了狼身上，结果把人和狼全都吓跑了，而让人们多了谈资。
草原上的野狼实在太多了。人与狼的亲密接触，其实不可避免。有的时候，赶上冤家路窄，即使多加小心，依然出错。
那是1950年的晚秋，草原上已经花草枯萎，满地冰雪。在那个漆黑的夜,一个名叫郝龙的钻探工人，因为有事，零点下班之后忘了结伴，就大着胆子，一个人在冰雪上独行。走到了半路，他突然见到了一条“大狗”的身影，摇着尾巴，呜呜叫着，径直朝他扑来。
当时他并不害怕。朦胧之中，他还以为是队部伙房喂养的那只大黑狗循声而来，前来与他亲热，因此毫无防备。然而等那“大狗”到了近处，冷不防地把他扑倒在地，张开大嘴，就要吃人，他才猛醒过来。
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说来都是好汉。
如此身处险境，郝龙并不畏惧。
瞬间的慌乱过后，他很快就镇静下来，猛地从雪地上弹跳起身，随即与狼殊死搏斗，而且是拳脚和嘴巴都没闲着，一边打狼一边呼救。
毕竟狼是草原之王，郝龙处于劣势。最终虽然还是郝龙占了上风，打得野狼落荒而逃，但他自己也被那畜生咬伤，浑身上下，到处是血；身上穿的皮大衣也被野狼撕破，作了牺牲……
后来，满身是伤的郝龙，终于被闻声赶到的弟兄们送到医院，整整在病床上治疗了三个多月才恢复健康。
从那之后，以苦为乐的地质钻探工人，多了经验，长了教训，增强了防狼的措施，还不忘诙谐幽默，说笑着把下午4点钟接班而零点交班的那个班次，改叫成了“狼班”；
之后，他们又效仿北京城里“菜市口”、“灯市口”、“珠市口”的叫法，把郝龙与狼搏斗的那个地方，改叫“狼市口”；白云鄂博铁矿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却是丝毫没受到影响……
看，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高原上的地质先行者，草原钢城的奠基人，多么可爱，多么可敬!
在这里，我们说来没有夸张，想来只有惋惜：
当初人们没把郝龙与草原恶狼苦斗的“狼市口”，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为这座城市最早开通的第一条街道命名，实在是“稀土之都”白云鄂博的天大遗憾!

天道酬勤。耕耘者的收获，是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在人们的记忆中，草原上最值得纪念的“白云鄂博第一钻”，恰好在公元1950年的7月1日那天开孔。
那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也是白云鄂博的节日；大草原上开天辟地的第一钻，与党的生日赶在了同一个日子，人们特别兴奋。
开钻的那天，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草原的太阳特别美。
蓝天之下，锣鼓声中，机台上的地质勘探队员，满怀激情，干劲猛增；广袤的草原牧场，随风摇曳的花草，高低起伏，参差不齐；还有那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畜群，散落在草地上，占地很广，然而它们全都没有高度，于是钻塔那高大的身影，愈发显得挺拔，更是雄伟。
当钻机那钢铁的喉咙，欢快地吼叫出声，高速旋转的钻头，乖乖地按照地质技术人员划定的孔位，向地层的深处钻进的时候，白云鄂博宝藏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那一截截圆柱状的矿芯，被心花怒放的地质勘探队员从矿藏所在的关键处采集出来，沉甸甸的，长短不齐，闪着希望之光，富含稀土、铁矿，品位极高，其实就是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只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随时都可以打开山门，获取宝藏……
之后很快，草原上又开始了地质勘探会战。
于是，一座座钻塔拔地而起，钻机的轰鸣经久不衰，大会战的战旗猎猎飘扬，在党的召唤下，在人们期望中，高原上的建设者集结而来，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古老的荒原，已经成为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
如此，富神山下的荒原欣欣向荣，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样，“狼市口”的凶险已经成为笑谈，白云鄂博的地名，自然是熠熠生辉，堂而皇之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站稳了位置。
于是，千年不变的草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包头钢铁公司的基业雏形凸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草原上的钢城，其实已经跃出蓝图，可以触摸……
富神山下的奇迹，就这样被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创造出来了。
回溯241地质队的历史，从1950年5月建队到1956年初撤销建制，尽管这支英雄的队伍只有短短的六年多的奋斗历史，却在内蒙古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工业建设史中，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厚重无比，谁都无法抹杀。
我们也不能忘记前苏联政府对我们的援助，更不能忘记那些责任心极强的苏联地质专家给予我们的帮助。想当年，那些身在异国他乡的苏联专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善于言传身教，也曾经和严坤元们一样，真心实意地为了白云鄂博的矿山建设呕心沥血，尤其是在地质勘查找矿技术上的指导，非常到位，功不可没……
无言者的奉献，恰如大厦之基石，高原之脊梁，不可多得，不可或缺。先行者的功绩，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无言者的歌，若是用心倾听，更多震撼。

二、岁月无法消磨的记忆　　
1963年的春天，风华正茂的地质学家任湘，被紧急召唤到了聂荣臻元帅的办公室，说是有重要任务，聂帅要亲自和他面谈。
“政治上的原因，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
神情庄重的聂元帅，见到了任湘，没有客气，忘了寒暄，开口就这样对他说。聂帅还告诉任湘，说：“中苏合作研究的白云鄂博矿产项目，目前虽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稀有放射性元素的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工作还没有开始。经过我们研究，决定由你这个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去完成。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以地质部为主，冶金部、化工部密切配合，要在五年内完成任务，你看怎么样？”
任湘那时还很年轻，三十多岁，担任着北京地质学院稀有放射性矿产地质物探系主任职务，是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同志的侄子，革命烈士任作民先生之子，自幼在延安长大，18岁的时候就是我军的正营级干部；之后他还曾担任哈尔滨纺织厂的厂长,领导过佳木斯纺织厂的筹建工作；1948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他曾经和李鹏、邹家华等人一起到前苏联留学，他本人专攻地质找矿；学成之后回国，在稀有金属元素的矿产勘探等方面多有建树，成果颇丰。
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任湘在编写地质找矿专业教材的过程中，曾经深入到内蒙古高原，多方考察，进行实地勘探。他清楚“白云鄂博矿产项目”的重要性，深知此事涉及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具体走向，其实是与世界霸权主义相抗衡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早就多了用心，已经着手翻译国外的相关论述，做好了攻坚的准备。
于是，他领悟到了聂帅那“5年内完成任务”的含义，心头一热，随即如军人般地立正，挺胸昂头地向共和国的元帅保证：
“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在5年之内完成任务！”
“时间就是生命。”聂帅拍拍他的肩头，话语虽轻，重如千斤，“抢到了时间，就是我们的胜利。”
“伯伯请放心!”任湘又一次重复，“保证在5年之内完成任务！”
告辞了聂帅，怀着必胜的信念，任湘一刻也不敢耽搁，迅速办理调动手续，一切从快，一切从简，很快就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他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之中，总是少不了那个笔记本，和那条总能够激励他不断进取的名人名言：
“太阳如果知道了整个银河系有多大，他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愧不如。”
这条名言，出自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笔下，不知激励过多少人，激发了多少人的灵感。任湘特地把这句话抄录下来，制成条幅，贴在居室墙上，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永不满足。
如今又要远行了，他又一次把这名言带在身上，还要不断地从中汲取养分，以充实自身，更好地完成任务。
那个笔记本，是他留苏时从苏联带回来的，看上去很是普通，在当时的国内也能够买到，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那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面，却裱糊着一张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便笺纸，上面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无比珍贵。
那是1958年的春天，毛泽东主席亲赴莫斯科谈判的过程中，在事关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老人家寸土不让，针锋相对地与前苏联领导人舌战一个多月，最终取得成功。于是他老人家非常高兴，决定在大使馆搞联欢，特意邀请中国留学生前去助兴。
在大使馆的大厅里，任湘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心情异常激动，急中生智，急忙抓起大使馆的便笺纸，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请毛主席题词。
毛主席问他：“你是学什么的呀？”
任湘连忙回答，说：“我是学地质的。”
毛主席笑了，连连说道：“好，好!”
随后，他老人家稍加思索，大笔一挥，“开发矿业”这四个遒劲无比的汉字，就落到了任湘递给他的那张纸上……
从那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凡是地质勘探队员奋战过的地方，凡是建立在地质勘探队员身后的矿山选场，凡是因矿业而兴起的工业新城，几乎走到哪儿都能见到那四个从任湘手里的那张纸上克隆出来的大字——
“开发矿业”。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如今已被国家收藏，因为那是国人所共有的精神财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草原新城白云鄂博的又一个机遇，是新组建起来的一○五地质队带来的。
包钢的脊梁，是白云鄂博的铁矿支撑起来的。
那个时候，白云鄂博的铁矿早已建成投产，应运而生的包头钢铁公司，日益强大，日渐红火，已经凸现出来的“牛气”，可以说在内蒙古高原上首屈一指。
从白云鄂博矿区开采的富铁矿石，经过选矿加工，输送过来，不仅早已经炼成了包头钢铁公司历史上的第一炉铁、第一炉钢，而且形成了采矿、选矿、冶炼、轧钢一条龙的联合生产模式。
在“三面红旗”的辉映下，在“大跃进”的号角催促下，包钢在白云鄂博铁矿源源不断提供的矿产资源中逐渐壮大、蓬勃发展，形势喜人，催人奋进，其实是高原人的骄傲。然而利用价值更高，科研前景更为广阔的稀土元素矿源的开发利用，却在苏联专家组撤走之后，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所制约，成为一个死角，难住了中国人。
与此同时，对于白云鄂博的稀土资源觊觎多年的日本人，突然提出要购买白云鄂博的矿渣，而且肯于花钱，给出了高价，目的就是想在高端技术领域上抢先一步，研发新产品，然后垄断起来，也好“大大地”赚中国人的钱。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最终被周恩来总理所坚持的“不卖”打破。因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能够推倒“三座大山”的炎黄子孙，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攻克科学上的难关。
于是，为了攻关、为了争气，为了聂帅的嘱托，为了更好地开发矿业，一向不肯服输的地质勘探队员任湘，则把国外出版的《取样地质学》等书籍拿过来，一边翻译一边借鉴，利用外来的经验增长自己的见识，目的就是为了壮大国家的稀土资源科研队伍。
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国内的同行打开眼界，他还把翻译出来的资料推广出去，认认真真在稀土资源的勘查开发问题上发表看法，毫无保留地在科研理论上给以技术指导。
为了兑现那个承诺，确保“5年内完成任务”，他来到内蒙之后，亲自带着一个地质普查组，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苦战在白云鄂博矿区，每天都在踏勘跑线，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每天都会豁出命来工作，把凡是能够利用的时间全都挤出来干活，恨不得把草原上的太阳钉在天上而让夜幕无法拉开，结果没用上3个月的时间，他就拿出了一份白云鄂博稀土矿的勘查设计方案，及时报送地质部，随即转呈聂荣臻元帅审阅。
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了联合专家组的肯定，并受到聂帅的赞赏。之后，聂帅亲自任命任湘为总工程师，令其从全国范围选调100多名专业工程师为技术骨干，然后再吸收一大批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一个上千人的中央直属的“白云攻关工程”队。
于是，一○五地质大队就这样组建起来，浩浩荡荡地开赴白云鄂博，认认真真地勘探发掘，轰轰烈烈地为日后的稀土之都奠基。
军人出身的任湘，是个“敢吃螃蟹的人”。他重任在肩，誓死也要攻下白云工程，总是忘我地工作，从来不怕劳累，不畏艰苦，在一○五地质队，常常被人称为“拼命三郎”……
2007年夏天，我们在内蒙古地矿局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原一○五地质队）采访的时候，和曾经与任湘并肩奋战的老地质勘探队员翟存亮、虞有庆、王敏等人座谈。回想当年的苦战，每逢议论起了总工程师任湘的其人其事，总会让他们感叹不已。
他们说，为了“抢到时间”，早日取得胜利，即使到了滴水成冰高原上根本不能开展野外勘查的严寒季节，任湘也不肯闲着；说冬季的草原，冰天雪地，风如刀割，实在太冷了，为了取暖御寒，本来不善饮酒的任湘，每次外出踏勘，都要带上烧酒；说为了保证矿样的准确性，任湘他豁出命来，带头攀爬到了连草原黄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然后用棕绳吊着，“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蹭”，亲自到悬崖下面采集标本……
“任湘是真正的硬汉子，确实是好样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说起他来，我们心服口服。”
他们说，那个时候任湘虽然年轻，刚过而立之年，但是因为工作劳累而他本人“绝对不会保养自己”，因此他的体质并不好，经常闹病，但是有了病他也不去诊治，因为那样会耽误工作。
1964年的那个寒冬，在一个寒流突来，草原上的气温连连下降的日子里，任湘虽然觉得浑身难受，咳嗽不止，手脚都没有力气，但是他还是瞒着病情，依然不肯休息，照样强忍着病痛，坚持到野外工作。
天黑之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终于从冰天雪地的野外矿区回到了宿舍，饭也不想吃，水也不想喝，只想躺下身子，小憩那么一会，也好舒展舒展筋骨，快一些恢复体力，千万别因为这点儿小病影响了工作。
他想得很好，身子却不给他作主。
他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房门，忍着头疼，忍着恶心，不断咳嗽，一步一步地往自己的床前挪去，一步比一步沉重。然而，他还没走到床头，又一阵恶心上来，他止不住呕吐，哇地一大口鲜血，就猛地从嘴里喷吐出来，把他自己也吓了一大跳……
恰如那句俗语，“病来如山倒”。重病袭来，他无比吃力地趴在床板上，嘴里大口大口地连着吐了好几回血，只觉得身体发软，头晕目眩，心里却在担忧，唯恐队员们看到他这副模样，会影响他们的士气。
于是，心里想着“大事化小”，千万不能影响别人的斗志，他挣扎起来，未敢声张，趁着夜色溜出去，还是强忍着病痛，咬紧了牙关，一个人挺到了医院去求医，刚一躺到急诊室的病床上就昏死了过去……
好在任湘是矿区里的名人，很是好认。医护人员一边忙着紧急抢救，一边风风火火地通知一○五队值班室：
“你们快来人看看吧，你们的任总快要不行了!”
任湘病危的消息，惊动了地质部的领导，特派专机将他接回北京治疗，确诊为严重的肺病，强令他休息。
然而，毛主席“开发矿业“的题词总在他眼前闪亮，任湘的心思还在内蒙古高原上，放不下争气攻关的“白云工程”，根本在病床上躺不住，病情稍有好转，他马上就要求出院，谁劝他都不听……
真正的硬汉子，什么困难都难不倒。病魔虽然残酷无情，却也无法绊住勇士的手脚。任湘很快就返回白云鄂博矿区，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继续带领一○五地质勘探队苦战“白云工程”。
经过3年的奋战，任湘他们不仅提前完成了铌、钽等27项稀土元素矿物的简项分析，15项铌矿类物质的放射性分析鉴定，还攻克了白云稀土的选矿和品质实验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难关；此外，他们还对白云鄂博的全部铁矿体结合开采现状重新圈定编图，更加科学地计算出了其全部矿产含量的一整套的关键数据……
耕耘必有收获，付出自有回报。
在任湘的带领下，英雄的一○五地质队，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本来预计要用五年时间攻克的“白云工程”项目。
于是，为国争光的“白云工程”，荣获了全国“最大贡献奖”，任湘不仅可以挺直了腰杆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也给了自己一个安慰：
“我们抢到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　　
无言者的歌，看似无声，想来动人。
实际上，当年在白云鄂博矿区苦苦奋斗，豁出命来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何止任湘，何止翟存亮，何止虞有庆和王敏他们这些人？掀开尘封的往事，回溯一○五地质队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
由于长年累月地在条件艰苦的大草原上“玩儿命”，当年那些为了“白云工程”而战的地质勘探队员，几乎谁都“落下了一身病”，但是谁都未曾叫过苦，喊过累，谁都未曾当逃兵；几乎谁都是以苦为乐，谁都是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
因为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同胞崇尚劳动，讲求奉献，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精神支柱，人们愿意以艰苦奋斗为荣，更乐于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先行者，更愿意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
那个时候，为了攻克“白云工程”，为了给中国人争气，其实就是为了听党的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国内各大院校地质勘探专业的毕业生，树雄心、立壮志，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报名支援边疆建设。
内蒙古高原上的一○五地质队，因此多了新生力量，人们斗志更高。
然而人多事杂，头绪众多，生活上的难题，不断出现，也总是给一○五地质队的地质勘探队员们增添麻烦。
当时的白云鄂博，虽然已经有了十分完整的党政机关行政机构，矿区的各项事业，也“有了模样”，但毕竟还在建设时期，充其量还是一个刚刚被开发的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十分困难，高粱米和玉米面是主食，很少有新鲜蔬菜供应；到了冬天，天降大雪，冰天雪地，漫天皆白，出门都很困难……
在一○五地质大队建队之初，任湘们想在白云鄂博草原开展工作，首当其冲，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住的问题。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奉献，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决不怕难：
没有住处，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就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搭建房屋；没有科学研究用的实验室，还是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就在那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一锹锹地挖土，一铲铲地和泥，一块块地砌砖，一栋栋地大搞土木工程，不仅建起了宿舍，建起了队部，建起了化验室、医务所、职工食堂，还建立了机械维修车间，安装好了机修车床，不但能够保证完成自家的生产任务，保证钻机、车辆的正常运转，还能够帮助驻地附近的居民维修农牧业生产用具。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的著作权，若是寻根问源，似乎应该归属一○五地质队的地质勘探队员。
2007年的6月17日，恰好赶在了一个天上甘霖不时垂落，高原牧民齐声叫好的阴雨天。
那天，我和内蒙古地矿局企业文化采风团的人一起，专程来到前旗白彦花哈拉罕乡达拉盖村附近，找到了原一○五地质队的驻地遗址，参观瞻仰。
那时的队部机关，如今已经成为废墟。
抬眼观看，荒野上残存的建筑物，残垣破壁，破烂不堪，但通过那一排排的房屋基座猜测，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一○五地质大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这里地处荒原，很少人迹，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一○五地质大队曾经占用过的“领土面积”揣摩，当初那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队员，也曾经在这里得天独厚，打造生机，格外繁华……
在那场荒原上十分难得的蒙蒙细雨之中，我们打着雨伞，怀着绝对的崇敬之情，在这里寻觅、拍照、遐想；面对那空旷的高原草场，面对那残破的矮房残墙，面对那土墙上的政治标语，面对那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霜雪雨依然醒目提神的毛主席题写的“开发矿业”，我耳边听到最多的也是最令人感慨的话语，几乎都是从那几个从来没有深入到地质勘探系统生活的作家、艺术家们嘴里说出来的。
那天我格外用心，仔细观察，注意到了每当他们心有震撼，感慨之时，最先说出来的词句，差不多总是 “想不到”、“真不容易”；之后，真正地从他们心里发出的话语就是：
“这些地质勘探队员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就应该歌颂他们，不然的话良心上说不过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白云鄂博的矿山可以作证，白云鄂博的矿史博物馆可以作证，珍藏在那里的文献资料可以作证：
身为草原钢城的重要原料基地，白云鄂博矿山的现代化开采，无价之宝稀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科学利用，所依靠的科学数据，都是高原上的地质勘探队员一步一个点地测量，一步一串汗水地滋润，一步一组数据的积累而来，浓聚着好几代地矿人的心血……
据《中国矿床发现史——内蒙古卷》记载：
在攻克“白云工程”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白云鄂博主矿、东矿和都拉哈拉稀土、稀有矿的综合评价和勘探的过程中，工作在一○五地质大队的朱恒鑫、霍增成、许庆义、高凡、刘永庆、贺泰亨、张仲竹等地质勘探技术人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样劳苦功高，我们更是不该忘记。
时过境迁，一○五地质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0年的春天，因体制变化，原地质部一○五地质大队改名为内蒙古地质局一○五地质大队；之后，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地质勘探队员的生存条件，方便职工家属子女的升学就业，一○五地质大队在原地质矿产部的统一安排下，“基地”进城，在包头市的昆区阿尔丁大街扎住了脚根，并且于1993年改名为内蒙古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但是名字改了，为祖国找矿的信念没有变；队部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我们的地质勘探队员却依然奋战在野外矿山，不辞劳苦地继续开发矿业，为振兴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默默奉献。
如今，第五地勘院的社会环境好了，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然而地质勘探队员们风气不改，本色不变，文明而又和谐，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单位，连年受到表彰。
鉴于一○五地质勘探大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原地质矿产部和人事部、国家计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联袂授予该单位“全国地质勘查功勋单位”称号，并决定在内蒙古包头市区为地质勘探队员建立纪念碑，以铭记他们在白云鄂博矿区创建的辉煌业绩。
假若你有幸来到内蒙古高原，有幸来到草原钢城包头市区，有幸走进内蒙古第五地勘院的大门，那么你就一定会看到竖立在那里的那座丰碑。
天地永恒，岁月无法消磨记忆。
面对那座丰碑，我敢这样说：
以后，不论“大气候”怎样改变，不论怎样改换队名，如何改换驻地，也不论人员如何更替，但是默默奉献在内蒙古高原上的这支功勋卓著的地质勘探大军，那最基本的美德，永远不会改变！